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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再复:我所理解的俄罗斯灵魂

发布时间:2016-07-14  作者:yjxh 点击量: 


 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,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,而是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。 

 

  一九九三年六月,我和一群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“国家、社会、个人”学术讨论会的朋友,乘船到彼得堡游览。此次旅行,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,这个刚刚崩溃的革命大帝国没有东西吃,街市上一片萧条,地摊上到处都在拍卖英雄勋章。我知道,俄罗斯正在经历又一次社会大转型,这种艰难岁月只是暂时的,因为我在涅瓦河畔,一直想到俄罗斯那些伟大的灵魂。相信有这些灵魂在,俄罗斯早晚会恢复它的元气。 

 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,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,而是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。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和我的祖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、杜甫、李白、苏东坡、曹雪芹一起,总是悬挂在我生命的上空。 

  我的性情除了生身母亲赋予之外,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作品与人格铸造的。当我走进彼得堡,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时,首先不是对政权的更替和历史的沧桑感慨,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心灵,充满感激之情。那一瞬间,从少年时代积淀下来的情思和眼前的檞树林一起在血液中翻卷着。一个中国南方的乡村孩子来了,一个在黄河岸边的风沙中还偷偷地读着《战争与和平》的书痴来了,来到他的精神星座上,来到你们的身边!你们能感知到吗,长眠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大街与大旷野? 

  在彼得堡的商店里,面包短缺,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萧条与悲凉,但是,我相信,有托尔斯泰这些名字的支撑,有如此雄厚的文化根基垫底,这个民族是拥有未来的。时间对于具有伟大心灵的国家是有利的。当世界的道德正在走向颓败时,俄罗斯这片大森林有托尔斯泰们的阳光照射,它不会腐朽。 

 

  踏上彼得堡的第二天,我记起契诃夫的一句话:“俄罗斯总是看不够。”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,这片辽阔的森林与原野确实是他们的情感倾注不完的。而我想起这句话时,做了一点延伸,变成“俄罗斯心灵也总是看不够”。 

  我从十五岁读高中开始,就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,至今四五十年,总是觉得读不够。出国之后,我仍然继续阅读。阅读俄国文学,与阅读欧美的诗歌小说感受很不相同。我喜欢从卡夫卡到萨特、加缪、卡尔维诺的小说,喜欢领悟他们对人类生存困境所作的批判和批判背后的悲伤,这是人类失去精神家园之后的大彷徨。“我是谁?”他们发出的是世纪性的大提问。我常与这些提问共鸣,然而,我还要活下去,我必须活在托尔斯泰们“我是人”的答案中。托尔斯泰曾说:“他是人,所以我们要爱他。”这句话的对应意义就是:我是人,所以我有被爱的权利。托尔斯泰的伟大人生公式只有一个:我爱,所以我写作。这一公式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蕴藏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意,我永远领悟不够,它像永恒的宇宙和永恒的大自然,一次性的短暂人生之旅绝对无法抵达它的尽头。 

  托尔斯泰曾说,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。“整个人”就是身心全部,就是应当如此活着的整个人格与整个心灵。列宁说,有两个托尔斯泰,一个是哭哭啼啼的地主,一个是时代镜子似的作家。这种说法值得商榷。托尔斯泰是完整的。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:“对于我们,只有一个托尔斯泰,我们爱他整个。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魄中,一切都有立场,一切都有关联。”我也确信,只有一个托尔斯泰,只有一个用爱贯穿人生的完整的托尔斯泰,只有一个大慈大悲笼罩着整个人类世界的托尔斯泰,也只有一个用爱统一自己的生命也统一精神宇宙的托尔斯泰。从来没有一个地主的托尔斯泰,尤其是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。他永远支付着他的大爱。他的确常常哭泣,眼泪一直流到死亡的那一刻。在弥留的床上,他哭泣着,并非为自己,而是为不幸的人们。在号啕的哭声中他说:“大地上千万的生灵在受苦,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·托尔斯泰?” 

  托尔斯泰正是以他的整个心灵哭泣着。眼泪没有前期与后期之分,托尔斯泰的眼泪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。 

  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描述契诃夫的时候只用四个字加以概括,一是“天才”,二是“善良”,契诃夫是社会讽刺的天才,文字都含着最善良的眼泪。而他自己,也像托尔斯泰那样哭泣过。帕乌斯托夫斯基批评契诃夫的各种回忆录都忽略了眼泪,对契诃夫曾经痛哭一事只字不提。只有吉洪诺夫、谢列勃罗夫写过契诃夫的眼泪,这是在黑暗中独自奔流的眼泪。他生性善良高尚,且刚毅木讷,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瞄着底层的弱者。 

契诃夫与托尔斯泰 

  俄罗斯作家是天生爱哭还是不能不哭?他们的眼泪是难以抑制的,一颗巨大的慈悲心,负载着比谁都沉重的人间不幸,不能不常常落泪。 

  在彼得堡阳光明媚的海滩上,对着墨绿色的波浪,我之所以想起了俄罗斯心灵的眼泪,是因为这些眼泪曾经滋润过我干涸的血脉,还帮助我浇灭过狂热的喧嚣,在疯癫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岁月中,它一滴一滴地往我心中滴落,使我规矩了很多,使我没有为虎作伥,没有与狼共舞。 

  我的年轻时代正是热火朝天的六七十年代,那时候,我就感到自己与时代很不相宜。我降生错了,不是降生的地点错了,这个地点是我永远爱恋的中国,是降生的时间错了,我不该降生在“横扫一切”的年月。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时代,也完全无法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。终日紧张,朝不虑夕,神经日夜不得休息。 

  当我看到人们带着愤怒走向批判台,像狼虎对着诗人学者吆喝的时候,我就在台下发抖,并意识到,这个时代属于他们,只有他们敢于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革命口号下横扫人类的一切精华。这个时代不属于我,这个时代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,都逼迫我去面对一个问题:对于被审判的牛鬼蛇神,我应当恨他们还是爱他们?在大彷徨中,我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号啕大哭,他的眼泪洒向我惊慌的内心,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声音:爱一切人,宽恕一切人,哪怕他们是敌人,也要爱敌人。何况他们不是敌人,而是你的兄弟、师长与同胞。托尔斯泰的哭泣拯救了我。他让我知道:此时,我的懦弱是对的,身心发抖是正常的;此时,勇敢便是野兽,只有懦弱与动摇能远离野蛮。一切理由包括革命的理由都高不过“人类之爱”的理由,唯有“爱”的真理是四海皆准的、颠扑不破的真理。 

  经过托尔斯泰的提醒,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了一条小路,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,正像《战争与和平》中的安德烈在临终的时刻又看到高远的无限的天空。 

  二十多年过去了,今天想起托尔斯泰的眼泪,觉得每一滴都是热的,我该怎么感谢这些眼泪的滋润和他那些爱的绝对命令呢?这些眼泪与命令对我是何等重要!那个时代的风烟、阴影、噩梦、深渊,完全可以毁掉我,完全可以剥夺掉我的全部善良与天真,把我变成一个头上长角、身上长刺的妖魔,一个没有心肝的政治生物,一个只会在方格纸上爬行的名利之徒,一个把持权力、财富却不知人间关怀的小丑,一个摆着学术姿态却丧失真诚的骗子,甚至可以变成一匹狼,一条狗,一头猪,一只长着邪恶牙齿的老鼠。活在这个时代,真是一次灵魂的冒险,堕落只是一刹那。在这个时代里,我有过错,但毕竟没有堕落,这是何等幸运!想到这一点,我对托尔斯泰就充满感激。 

 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是奇迹。人,真了不起。但是,我并不太喜欢二十世纪。这也许与我自身的体验有关,我只觉得,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太艰难了,我想努力去做一个人,但不知道怎么做人。人得有一些与兽区别的品格,例如人必须善良。没有善良,人就会像野兽一样随意吞食自己的同类。天才一旦失去善良,就会变成希特勒。可是,在这个世纪里,善良遇到空前的嘲弄。人们说:革命不是温和与善良。善良者不过是糊涂虫,是怜悯狼的东郭先生。人们还说善良没有饭吃,善良看不到敌人的面孔,善良是无用的代名词。这些世俗的谎言遮蔽了道德,潮水般的笑声使善良的品格像囚犯似的抬不起头,人类的一种基本品行像星星一样陨落了,连作家诗人也丢失了善良,于是,他们便理直气壮地向另一些作家诗人开火,到处都是攻击与咒骂,时代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烽烟。我差些被烽烟熏死,差些被潮流卷入深渊。幸而托尔斯泰的名字仍然在我心里,想到这一名字,我就想起他那一句绝对的、几乎是独断的话:“我不知道人类除了善良之外,还有什么美好的品格。”这句化入我肺腑深处的话,一直保卫着我,保卫着我道德的最后边界,人与兽的最后边界。守住这一边界,我才分清了清与浊、净与染,才想到:把人送入“牛棚”,不是小事,这是重大历史事件。我感谢托尔斯泰,感谢他让我知道丢掉善良的全部严重性,及时地进行一场自救。 

 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,又是托尔斯泰帮助了我。这个年代,满身是污泥,满身是血腥味。当朋友们在抚摸伤痕、谴责社会的时候,我也抚摸与谴责。一个错误的时代的确糟蹋了所有的诗意。时代是有罪的。就在这个时候,托尔斯泰告诉我:勿忘谴责你自己,应当有坦白的英雄气,唯有“坦白”能拯救你自己。坦白承认自己参与了错误时代的创造,坦白承认自己在牛棚时代里的行为并非属于人类,而属于兽类与畜类。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有这种坦白的英雄气。 

  那一年,在度过一段放荡的日子之后,他自己憎恶自己,在日记上写道:“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,我堕落了。”他把生命作为战场,与“自身的罪孽”搏斗,在临终前,他仍然反复地说:“我不是一个圣者,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。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,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……在我的行为中,这更糟了,我是一个完全怯懦的人,具有恶习,愿侍奉真理之神,但永远在颠蹶。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人……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: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,但是真诚的,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,上帝的一个忠仆。” 

  托尔斯泰这种坦白的英雄气,像雷霆一样震撼了我。他如此伟大,又如此谦卑。当年他读到卢梭的《忏悔录》时,就如同晴空霹雳,因为他从中找到拯救自己的生命之舟:坦白。他这样礼赞卢梭:“我向他顶礼。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。”他不仅礼赞,而且也写出自己的《忏悔录》。通过忏悔,通过正视曾有过的“畜类的生活”,正视在时代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一份责任。于是,他返回人类,从牛棚返回人间。托尔斯泰提示我,强大的人无须撒谎、隐瞒和掩盖自己的弱点。而且还启迪我:我的确参与创造错误的时代,给牛棚时代提供了一块砖石,我的每一声呐喊、每一张大字报都是罪孽的明证。我不应害羞,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曾经唱过高调,曾经追随过“造反有理”的呐喊,浑身是匪气;还曾经千百次发誓要当一头老黄牛和一只愿意夹着尾巴生活的狗,浑身是畜气;甚至向所谓“走资派”伸出利牙,浑身兽气。 

  那个牛棚时代,那段历史,那些无所不在的污泥浊水,真的进入了我的生命和腐蚀过我的生命。我的脾气变了,小丑般跟着人家嘲笑唐僧是“愚氓”,恶鬼似的到处寻找“落水狗”来痛打,戏弄一百遍“宽恕”,践踏一千遍“温情主义”。暴力的病毒侵入了自己的骨髓。换血,要吸髓,要把病毒从脉管里吸出来,挖出来,倒出来。我对托尔斯泰这样保证。 

  也许因为反省,我终于在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,也告别革命。无须卖弄学术姿态,无须做学院式的词源考证,我要告别的革命当然是暴力革命。无须隐讳活在我心中的托尔斯泰催生了我的思想。已经很久了,在我耳边总是震荡着一九○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发出的声音:“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,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,便都成了谎言。”一个对人类怀着大慈悲的人,不可能支持暴力。在托尔斯泰的眼里,手段比目的更重要。没有什么使用残暴手段的伟大目的。杀戮永远是一种罪恶。所谓恶,就是暴力。托尔斯泰并非主张“勿抗恶”,而是主张勿以恶抗恶,勿以暴力征服暴力,从而陷入暴力怪圈中。 

  托尔斯泰指示我:这个世界缺陷太多了,这个世界的道理太多了,我们应当有一个最高的道理。对人间不要求全责备,但可以要求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。放下武器难道比制造武器更难吗? 

  在彼得堡的那三个白天,还有三个夜晚,我其实不是在游览,而是在游思。我知道托尔斯泰不仅写过彼得堡,而且最后长眠在彼得堡。在这个地方,在波罗的海的岸边,我不能平静。唯有在这个地点,我能做出如此倾吐,如此诉说,能痛快地抒写久藏于心中的情思。(作者:刘再复,著名学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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